史应勇 |《经学历史》中的经学家偏见
一、《经学历史》的影响力
自汉至清，经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各门学问中占据统治地位，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常识。既然如此，那么，跨入现代社会以后的中国人重新回头探研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诸多文化学术问题，就不能不重视经学。
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的大陆中国学者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不再研究这门学问。这门学问的相关内容只有各大学中文系的训诂学从业者涉及。因此，十多年前笔者拟从经学史的角度重新研讨郑玄其人，想要清理大陆1949年以后的相关研究史时，人所共知这一历史时期郑玄其人其学的研究当首推张舜徽先生，而张氏正是从训诂学、古典文献学的角度讨论郑玄其人其学的，他也是人所共知的文献学家、训诂学家。再过十多年后，笔者将自己研究郑玄其人其学的小小成果刊出后，[1]学界发出的我以为最中肯的评价是：“尽管还有瑕疵，但毕竟是第一部真正从经学本身的角度研究郑玄的著作。”
张舜徽（1911-1992）
近些年，中国经学及经学史的研究有所升温，[2] 但要重新回首或振兴这至少有2000余年历史的旧学问，自不能自我作故，自不能“白手起家”，自不能视那么多汗牛充栋的经学及经学史研究著作于不顾。而要驾驭这些已有研究，本身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朱维铮师作为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的弟子，《中国经学史十讲》的作者，对这些年中国大陆的已有经学史研究并不满意，他说：
用不着重提中世纪的经学遗产有多么庞大。从经学史角度审视这笔遗产，不能拒绝利用百余年来累积的研究成果，也不能陷于因袭，不能没有思路、方法乃至体系的突破，也不能沦为臆断。近年海内关于经学史的专门论著，数量日增，内容呢？恕我直言，多半属于陈陈相因，一“陈”在于述史了无新意，二“陈”在于论史重弹“反右”以来纲举目张的老调。有的似乎力求创新，但令人读后只能感到论者存心“自我作故”，仿佛经学史研究从其人其书才刚开始拓荒，乃至全书既不提百年研究史，也不列参考文献。于是，我在讲授经学史过程中，总想发现可供研究生参阅的新出论著，到头来还是只好请他们去看清末民初的那些论著，如廖平、康有为、章炳麟、皮锡瑞、刘师培、崔适、钱玄同、周予同、范文澜、钱穆、马宗霍，以及并不以经学史有特见著称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的旧著。尽管我以为这些旧著，经常显示卓识与偏见共生，特色与谬说并存。[3]
朱维铮（1936-2012）与《中国经学史十讲》
不管朱先生对时下中国大陆经学史研究状况的评述是否有些批得太狠，但多年来，想要着手研究中国经学及经学史问题的人，确实不能绕开清末民初那几位学者。而在那几位中，我以为被归入今文家的几位，其影响力似乎更大些，如廖平、康有为、皮锡瑞。
台湾政治大学刘柏宏博士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开创与影响：王肃礼学义理及中古传播历程》中专列有一章，名曰《现代经学意义下王肃形象的建构与反省》。我们在此不专门讨论王肃的问题，但刘氏此章引起笔者注意的缘由是，作者注意到近现代以来人们对于传统经学及经学历史的认识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在这种建构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正是晚清以来的今文家。
自从顾颉刚提出中国人的历史认识是被层垒地造作出来的观点以后，人们开始特别警惕传统历史认识的虚假性，包括多年前朱维铮师所作的著名的《孔子的历史与历史的孔子》一文，[4] 笔者以为所注意的依然是同样的问题。后来以李学勤为代表的学者根据越来越多的地下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相契合的事实，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但笔者以为，并不能因此就忘记顾颉刚所开创的对于历史观念建构过程中偏离历史事实现象的警惕的意义。我们不能接受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人们不相信一切历史叙述的极端，认为一切历史，除了人名和地名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但我们也不能不重视因为某种传播的原因而造成的人们对于某种既定历史观念的盲目接受。
上述刘柏宏博士在其论著中注意到的正是这个问题。他在讨论“现代经学意义下王肃形象的建构与反省”时，注意的并不是已有的关于王肃的专门研究，而是清末民初以皮锡瑞为代表的今文家关于经学历史的一般性陈述。刘氏注意的是，皮氏那部教科书性质的著作，由于其影响力相当之大，在传播过程中，其中的相关内容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于王肃的认识。而笔者要强调的是，这类著作由于其影响力相当之大，人们对于汉魏经学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受到相当的影响，而这种认识恰恰是偏离了汉魏经学历史的实相。
皮锡瑞《经学历史》书影（清光绪刊本）
二、《经学历史》对汉魏经学历史的歪曲
谁都承认，大约在皮锡瑞之后一百年，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从业者还是把皮氏《经学历史》当作案头必备。这是否由于朱维铮师所批评的多年来中国大陆学界经学史研究不如人意所致？希望同仁们对此再加讨论。然而从刘柏宏博士的陈述中得知，号称经学及经学史研究实力及成就远超过大陆的台湾，也还是将此书作为基本经学史读物。[5] 可是，皮氏《经学历史》可靠吗？朱维铮师已指出其中存在“卓识与偏见共生，特色与谬说并存”的问题，那么是什么具体的“偏见”与“谬说”？笔者以为是在经学历史最基本的问题上存在这种“偏见”与“谬说”。最基本的问题恰恰是最需要澄清的。比如皮氏说：
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贾逵、马融皆古文学，乃郑学所自出。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乃肃不惟不知分别，反效郑君而尤甚焉。[6]
皮氏认定贾、马属古文家。贾、马是古文家吗？贾逵的父亲贾徽算是一位古文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逵悉传父业”。[7] 可朝廷早就有了兼听各家、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通”的导向。白虎观会议就是今文家、古文家共同参加的。汉章帝还命贾逵择《公羊》高才授以《左氏》，而并非意在让古文压倒今文，而是意在引导不同学派兼学各家，取长补短，所以又曾命贾逵专门撰写今古文经学之间的异同。贾逵虽然继承父亲贾徽之业，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古文经，但又“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贾逵显然不能算是专门的古文家。
马融是古文家吗？卢植、郑玄都是马融的弟子，卢、郑都是通学家，不属于古文家，也不属于今文家。《后汉书·儒林传》述卢植“能通古今学”。[8]台湾李威熊先生早已通过详实的考证，证明马融先于其弟子郑玄开始了杂糅今古之学。[9]
因为皮氏歪曲了汉代经学历史的实相，所以他对王肃驳郑的原因难以理解，“善贾、马而不好郑”，他认定贾、马是古文家，于是他猜想：王肃是否因为郑氏之学“附益以今文”才反对的？也不对啊？王肃之学与郑氏之学都是兼通今古文啊？
皮氏这类晚清今文经学家，总是将汉代的今古文经学说得泾渭分明，甚至水火不容，廖平耗费相当的精力分梳汉代的今文家、古文家在各种相关问题上的分歧，有所谓《今古学考》，原因就是他们先入为主地认为汉代的经今古文学就是泾渭分明的两派。
左：皮锡瑞（1850-1908）
右：廖平（1852-1932）
汉代经今古文学的分歧真有哪么严重吗？笔者已经考察过，汉代经今古文学的分歧起初主要是由于所依据的文本不同，而致师承关系的不同，以至于对于经典的解说有所不同而造成的。这种情形在早先之所以存在，与文化学术传播的现实条件有限有关，不同派别之间进行交流很难，纸张书籍的传播也相当有限。当然，《周礼》这部古文经之所以晚出，可能又与汉武帝对河间献王的戒心有关。[10] 但到王莽时代就不同了，由于不满足于既有官学中的经学理论，他曾广泛兴学，“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太平御览》五百三十四《黄图》曰：
王莽为宰衡，起灵台，作长门宫，南去堤三百步，起国学于郭之西南，为博士之官寺，门北出。正于其中央为射宫，门出殿堂南向为墙，选士肄射于此。中北之外为博士舍三十区，周环之。北之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质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其东为太学官寺，门南出，置令、丞、吏，诘奸宄，理词讼。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同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
由这段记载我们进一步看出，汉代经学有今文、古文的问题，但远不象晚清今文家想象得那样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相反，因为需要，官方努力要加强各派、各种学说之间的交流，只有学术繁荣了，百家争鸣了，朝廷才能从中择其“善”者而从之。没有西汉末年的扩大经学视野，就没有对于王莽来说相当具有政治意义的《周礼》的出台。而官方的总体导向还是要“通”，而不是强调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打压哪一派，否则，王莽这位对将古文经推上殿堂起过重要作用的统治者，不会对今文经学也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天凤年间，王莽常常与公卿“讲合六经”，“旦入暮出”，都是这种导向的体现。而且，居摄二年（公元7年），王莽曾仿周公之事“仿《大诰》作策”，与皮锡瑞同时代的王先谦作《汉书补注》明确指出：“莽作《大诰》，皆用今文《尚书》说。”[11]哪里有今文说、古文说泾渭分明、水火不容的实际情况？后来的白虎观会议，前已述，同样是今文家、古文家共聚一堂，虽然最终的“会议纪要”《白虎通》看起来还是今文家言占上风，但还是有诸多古文说进入这部“神学法典”。[12]
《周礼》书影（明朱墨套印本）
晚清今文经学家们特别偏爱西汉的今文经学家，这是他们自己的取舍，与历史的实相无关，那种奇怪的取舍原因需要通过研究清末民初的思想史予以澄清，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因为这样的取舍，皮氏认为经学在汉武帝时最“昌明”，最纯正（《经学历史》，页41、58）；因为这样的取舍，皮氏在《经学历史》中又说：
……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二人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而歆创立古文诸经，汩乱今文师法……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经学历史》，页109-110）
因为“党附篡逆”就不足以知“圣经”，这是典型的传统经学家价值取舍观念。我们知道，经学在传统社会不是客观的历史研究，不是文献学研究，而是有道德评判、是非立场的。王鸣盛说得很清楚：“读经在于明道，读史在于求其实。”[13]经学家与史学家的宗旨大相径庭。但恰恰就是这位深受经学家特别的观念影响的皮锡瑞，写了一部对后人影响很大的《经学历史》。不过，书中的那些与历史实相不相符的结论必须澄清。当然，在若干晚清的今文经学家中，皮锡瑞所写的《经学历史》是相对距历史的实相靠近些的，不象廖平、康有为氏那么极端，但皮氏的陈述依然带着历史学家不该有的观念。
再比如，皮氏特别称道西汉经学严守“家法”，不参异说，认为那才是至善之法，即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所说的“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后来汉宣帝增立了《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等，刘歆解释说：汉宣帝为什么要增立这么多？“与其过废也，宁过而存之”。也就是说，不怕这么多理论学说中有不好的东西，与其因为有不好的内容就废弃不用，还不如保留这些学说，以备广览博观。可皮氏坚持认为：“然义已相反，安可并置？既知其过，又何必存？与其过存，无宁过废。强词饰说，宜博士不肯置对也。”也就是说，与其让不好的学说留着，不如干脆把它废掉，“不可轻开其端”（《经学历史》，页49-50）。
刘歆与皮氏的说法都不是经学史研究的取向，都属于传统经学家的意识形态是非评判。如果说刘歆的说法代表了当时的某种官方意识形态，尚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的思想文化史实相，皮氏的观点则显然有碍于我们客观地认识汉代的经学历史，那是他作为一个晚清文化人士的意识形态观，与汉代经学历史的实相无涉。就象有人读到诸多历史人物的故事，每每自说自话地发表宏论：如果我是他，我就会如何如何……这种意见只能反映说话者自己，与历史本身无涉。
皮氏还盛赞西汉之经书盛行，孔教大兴，盛赞只有西汉的今文经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经学历史》，页56），“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大义微言，以视章句训诂之学，如刘歆所讥‘分文析义，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一艺’者，其难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学出刘歆，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又歆所不取者）”（《经学历史》，页56-57）。殊不知，刘歆所批评的“分文析字”，[14] “烦言碎辞”，恰是皮氏盛赞的西汉今文之学，而非东汉的“古文训诂”之学。皮氏要宣扬西汉的今文博士之学，却把刘歆批评今文博士之学之语栽到东汉“古文训诂”之学头上。求其实的经学史考察，实在不能不注意专注于经学意见取舍的经学家们，为了自己的价值取舍而偷换概念！皮氏喜欢西汉的今文博士之学，那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汉代经学历史的实相，却是今天研究经学历史的人所要追求的。
三、《经学历史》的余响不绝
问题是，皮氏的这种经学是非取舍观念影响太大，以后的诸多学者论及汉代的经学历史，都习惯性地承继其说。上世纪二十年代吕思勉在其《经子解题》中论及汉代经学历史，其文依然是：
汉代今古文之学，本各守专门，不相通假。郑玄出乃以意去取牵合，尽破其界限。王肃好攻郑，而其不守家法，亦与郑同。……[15]
汉代“今古文之学”并非一直“各守专门”，也不是郑玄打破其界限的，这一点，从台湾李威熊先生的博士论文《马融之经学》，[16] 到笔者的数篇考订汉代经学学术实相的文章，[17]都有详实的证明，兹不赘引。
左：吕思勉（1884—1957）
右：钱基博（1887—1957）
上世纪三十年代钱基博著《经学通志》，同样承袭皮氏及吕思勉之说：
……自是郑玄之学行而大小戴渐废。夫综会今古文，遍注三礼，使家法不分明，始于郑玄……汉儒礼家聚讼，今古文说不同，郑玄折衷其义，始乱家法，傥王肃有意攻玄，当返求之家法，分别今古，斯或可以制胜。乃肃之不别今古，任意牵合，殆尤甚于郑玄……[18]
上世纪六十年代甘志清著《经子研读指引》亦然：
汉代今古文之学，本各守专门，不相通假，郑玄出，乃以意去取牵合，尽破其界限。王肃好攻郑，而其不守家法，亦与郑同……[19]
甘志清更是基本抄袭吕思勉原文。
他们将“家法分明”看得那么重要，以至因己见而模糊了历史事实的陈述，以至总是要把郑玄说成是罪魁祸首，以至要为1600年前的王肃提出可以战胜郑玄的方式方法建议。
周予同先生是建国以后唯一在大陆高校系统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程者，也是最早注意到“经学”和“经学史”研究的不同取向的学者。他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为皮锡瑞《经学历史》注释本作序时，就已经注意到皮锡瑞“究竟只是一个经学家而不是史学家”，注意到皮氏“每每不能客观地记述事实，而好加以主观的议论”，强调不能忘记皮锡瑞是经今文学者，但周先生的有些经学史陈述仍然带有皮锡瑞的影响。如周先生四十年代所作的《群经概论》中有曰：
……郑玄在学派上是一位混淆古今文学的通学者……王肃混淆今古文学的弊病更甚于郑玄……[20]
周予同（1898－1981）
既然将混淆今古文学说成是一种弊病，就有了价值评判与取舍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正是皮氏今文经学家的倾向。为什么兼采今古文说就是“弊病”？而且周予同先生陈述汉代经学历史的发展时，仍然以为“混乱”今古文家法始于郑玄，这也不符合汉代经学历史的实相。历史事实探求与后人的价值取舍是两回事，我们的历史研究当首先澄清事实真相，这就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先生常说的：历史研究当首先求其是什么，然后再问为什么。轻意的价值取舍每每会使历史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每每会使历史研究变成政客们的帮闲。
总之我们看到，皮氏《经学历史》所持的今文家非历史观念在后来有多么大的影响。以上所列《经学历史》之后的几部著作，也都还是在当下常被用作治经学史者基本的教本。可这些著作中的非历史观念必须予以澄清，否则，它们无疑还会影响后学们对汉魏经学历史实相的认识。
注释
[1]参拙著，《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
[2] 笔者不同意时下有些人所谓经学研究已成为“热门”的说法。我以为“有所升温”尚符合实情，因为对比1949年以后一度的完全空白，可以说近些年经学及经学史的研究确有所升温，但说“热门”恐怕言过其实。笔者所知目前学界真正从事经学史的研究者大都还是古卷青灯，身居陋巷，根本谈不上“热门”，人员也很少。
[3]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小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 见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5] 朱维铮师在他的《中国经学史十讲·小引》中说：“需要说明，海峡彼岸的经学研究从未中断，引人注目的硕果累累”。
[6]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国文库·哲学社会科学类，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中华书局，2011，页106。（下文若有引用本书，仅随文标注页码，不再加注）
[7]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北京：中华书局，据1915年虚受堂刊本影印，1984，页436。
[8] 参拙著《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前揭，第二章（下引同）。
[9] 详见李威熊，《马融之经学》，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5。
[10] 汉武帝的异母兄河间献王修学好古，曾大量收购先秦古文旧籍，所统治的河间国藏书甚至与汉朝等，还设有博士官。后来他向汉武帝汇报工作，汉武帝讽刺他：“汤七十里，文王百里，汝其勉之！”他听出话中有话，回国后赶紧收敛，不久郁郁寡欢而死。河间献王大概是汉朝古文经的重要来源之一，《周礼》可能即来自河间国所献。关于这一经学史问题的考证，参蒙文通，《经史抉原》，重庆，巴蜀书社，1995，页1―115。
[11] 上述关于王莽时代经学建设的文献，转引自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刊《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2] 参拙著，《郑玄通学及郑王之争研究》，前揭，第二章。
[13] 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北京：中国书店，1987，影印上海文瑞楼本。
[14]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原文作“分文析字”而不作“分文析义”，恐皮氏偶笔误。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页58周予同注。
[15] 吕思勉，《经子解题》，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7。此转引自刘柏宏《王肃礼学义理及中古传播历程》，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7，页39。
[16] 李威熊，《马融之经学》，前揭，1975。
[17] 详参拙作《从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到囊括大典、贯通六艺——论郑玄通学的产生》，刊《安徽史学》，2004年第2期，并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十二辑，台湾：学生书局，2004；《整百家之不齐——析郑康成如何平衡群经异说》，刊《国学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2009年第2期（总第2期）；《许慎的经义取舍——残存五经异义不从古文说27条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主办“秦汉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已刊《国学学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2011年第1期；等等。
[18] 钱基博，《经学通志》，台北：学海出版社，1985。此转引自刘柏宏，《王肃礼学义理及中古传播历程》，前揭，页40。
[19] 甘志清，《经子研读指引》，台北：华联出版社，1968。转引自刘柏宏，《王肃礼学义理及中古传播历程》，前揭，页43。
[20]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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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祁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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